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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贷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中国如何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时间:2018-09-17 11:55:43发布者:转摘 浏览:206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已经逆转,经济虚拟化带来的阶级对立矛盾日益凸显,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危机正在往深度演进。中国的经济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需要保持其社会主义的特质,为人类探索出一条金融社会主义新路。

 

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而不是自我循环;金融应成为普通民众获得财产性收入与分担财务风险的工具,而不应成为民众财富的收割机。好的金融是经济体系的造血器官,坏的金融则会成为经济体系的吸血怪兽。金融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好的金融。

 

金融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它是指在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特征最为突出的领域,仍然能够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能利用金融又能驾驭金融。可以说,能否有效驾驭金融资本,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第一,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实体经济立国的道路,金融资源大部分流入了实体经济,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脱实向虚压力。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追逐投机暴利。中国经济如果也走上虚拟化的道路,面临的问题会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搞金融霸权的条件,不能像美国一样让全球为其分担后果。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具有产业发展的巨大战略腾挪空间,不必走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老路,应自觉引导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而不是向国外转移,同时,推动国内制造业与国外制造业联动发展,拓展制造业发展的全球空间。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世界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同时也拓展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空间,拓展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

 

强实的同时还需要抑虚。一切实物资产只要具有流动性,理论上都可以金融化,而金融衍生品泛滥的前提就是实物资产的过度金融化。农村土地等实物资产不宜过度金融化,应该最大化其使用价值,而不是炒作其金融价值。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普惠金融,让人民真正从金融中得益。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认为金融需要大众化,“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普惠金融需要让普通人分享金融资本收益,而不是使得金融市场成为一种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机制。凯恩斯就告诫说,为了公众的利益,普通人进入赌场的门槛要很高,股市也要做同样的安排。中国股市被调侃为“毫无门槛的赌场”,有接近1亿的散户参与炒股,几十年下来的结果很清楚。股市就是信息、资源高度不对称的战场,越是弱势群体,越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掠夺的对象,许多股民都成为股市的“灾民”。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真正的普惠金融如同上善之水,能够润泽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导致洪灾肆虐。经济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算计如何从别人口袋里圈钱的“金融创新”,但是真正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的创新太少。草根创业者、贫困大学生如何抵押未来收益,开启职业生涯?中产阶层如何分散其财产风险?个体如何共享新技术的收益?这些都需要好的金融创新。

 

 

社会主义普惠金融是新的金融共同体。市场经济将个体从集体共同体中抛出,原子化的个体无力抵御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真正普惠的金融创新能够重建群体共担风险、群体共享收益的新共同体,其不同于传统的共同体,是个体自由选择的共同体。

 

罗伯特·席勒提出新金融秩序以实现大规模的风险共担。他说的大规模的风险共担的重要前提是,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风险的识别和评价更加容易。但是,这又使得风险扩散与放大变得更加容易。这种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提供对冲机制,在使得经济体系更稳定的同时,也空前放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新的金融共同体不是自组织的金融共同体,而是政治金融共同体,需要有政治实体来处置金融风险点,防范道德风险,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第三,国家统筹金融资源,打造居民与国家的金融利益共同体。

 

金融资本如同河水必须流动,控制得好可以造福社会,控制不好会造成洪灾。近年来,随着实体经济投资机会减少,其吸纳金融资本的能力不断减弱;企业、居民积聚的财富增加,资本供给的压力不断加大,再加上国际游资在其中游弋出击,使得经济运行发生波动,一阵儿是股市暴涨暴跌,一阵儿是楼市的暴涨。其背后就是这种寻找出口的流动性力量在兴风作浪。

 

治理的方法必须如同大禹治水,既要疏,也要堵,主要靠疏导。国家需要给老百姓提供稳定的、持续的财产增值机会。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的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并存,这就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将市场巨量资金引导到服务国家长远发展中去。

 

我国仍然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如同史正富所言,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五大类别)等领域是投资不足的,之所以出现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收益排他性模糊。

 

 

史正富还提出,可以通过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这种基金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相结合的制度设计,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解决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地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投资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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